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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中的主导模式选择0

发布时间:2019-02-02 21:54:01

经济转型中的主导模式选择

赵晓 陈金保

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下行之时,近期这个问题更时常被人提起。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分析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时提出的一个关于经济持续增长困境的概念。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已经显现,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似乎近在眼前。如果中国未来几年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后尘落入“陷阱”,不仅高增长、可持续、具包容的未来新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成为泡影,连经济、社会稳定都将会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必须尽快转型,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困境,这是大家的共识。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转,而是如何转,先转什么,也就是选择转型路径和转型模式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主导”模式可以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调节收入差距、控制房价、促进企业转型等等,不一而足。这种逻辑的出发点是,他们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功于“政府主导”和“县域竞争”,甚至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他们认为“政府主导”少了争论,大家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而“县域竞争”则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性,值得商榷,过度沉迷于“政府主导”模式可能会延误转型时机。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种经济模式的不足。其实,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微观经济主体自主能力不断激活的过程。没有产权,没有经营自主权,经济活力就无从谈起。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确实作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主导”模式的阶段性和局限性,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而非经济质量的改进。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生产要素红利、人口红利、出口红利都将逐渐退去,可挖掘的更多是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进而释放城市化基础上的内需。在这一时期,激发“全民参与”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可能更加有效。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经济结构困境、产业升级困境和社会稳定困境。应当看到,目前阶段上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总量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加剧就是市场经济的改革还不彻底、不全面所造成的后果。诸多问题的根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或不可回避的问题,也要同时看到,有些问题其实就是行政权力对经济领域干预过多造成的结果。

首先,我们看经济结构困境,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为摆脱“贫困陷阱”,投资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国短缺经济的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第二次改革,需要突破的是制约消费的制度瓶颈,但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和“县域竞争”经济发展模式滋生了增长主义心态。搞基建、上大项目成了做大GDP的主要手段,如此一来,经济结构转型谈何容易。经济增长稍稍趋缓,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就接踵而来,消费难有表现,投资又成了全部寄托。我们不是不需要投资,需要的是把投资决策权交给市场,实行按需投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我们来看产业升级困境。毫无争议的是,中国经济必须尽快从以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换到以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上来。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在政府经济工作报告中也几乎年年都要讲,可这么多年了,我们对这个问题总是解决不好。其实结构升级也好,自主创新也罢,推动的力量应该主要来自市场、来自民间,主体也应该是企业,而不应该是政府。山东钢厂兼并、山西煤矿国有化,“国进民退”好像有加剧趋势,垄断不除,搞活民营企业活力无从谈起。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政府的产业政策终是否能取得成功,调动民间企业的广泛参与非常重要,美国民间研发投资远远大于政府投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社会稳定困境。长期粗放式的追求GDP总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累积起了一系列经济结构矛盾,如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等等,还使得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降低等社会矛盾尖锐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其实,这些问题也是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的后果。,突出表现在要素市场,行政权力过多支配资源会使得少部分特殊群体依赖与政府的靠近获取特殊利益;第二,行政权力边界的无限扩张限制了生产要素在地域间、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也加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的扩大。

与此同时,“看得见的手”要调控市场、干预经济就需要耗费大量的公共财力,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是2000年财政收入的5倍,2000年财政缺钱,2011年财政的钱还是不够用,道理就在于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企业和民众的税收负担会增加,终导致了“国富民穷”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从而内需不足就自然产生了;二是政府缺乏资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毕竟我们能动用的经济资源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不能对一些领域进行放权,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综合来看,“市场竞争基础上的政府调控”才应该是我们经济转型中的主导模式选择,这也是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一直倡导的,关键的是我们不能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二者的界线。

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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